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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党国英

    近几年，珠海市大力创建幸福村居，引起官方及社会观察家的广泛关注。目前，全国各地或快或慢都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，成绩显著者每每可见于报端，但从大局看，真正持续下力抓这项工作并建立起稳定发展基础的样板，还不多见，而珠海市的工作已足以使人刮目相看。

    幸福村居

    凸显系统谋划改革创新

    依笔者之见，珠海幸福村居建设工作确有以下亮点：

    首先，珠海在推进幸福村居建设中注重工作措施的系统性，使工作成绩比较稳固。幸福村居建设看起来是乡村居民点的建设，实则是全面推进乡村建设的一个工作着力点。如果没有全局眼光，并制定系统性的政策加以推进，幸福村居建设很有可能搞成一个类似修房刷墙的事情。

    乡村建设有其内在逻辑。一方面，乡村建设必须是城市化总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。不论是全局城市化还是就近城市化，只有将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经济部门，改善农村人地比例关系，农业规模化经营才能得到发展，农业的专业化水平才能得到提高，小农或兼业农才能转变为现代职业农民。珠海市近年在这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。另一方面，新型专业农民一旦出现，农民自主建设自己的家乡不仅有了财力，也有了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行为，使面貌一新的村庄能与现代社会关系相互匹配。这种变化会使私人经营性活动与公共事务相分离，也会使乡村经济精英与社区公共事务中的领袖适度分离，促进农民摆脱依附性的“乡绅政治”，形成全新社会关系的基础。有了这个基础，乡村民主政治才会逐渐发育起来。近年来，珠海市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，一大批专业农户涌现出来，这个变化为新型乡村社会关系的塑造提供了基础。

    其次，珠海市在推进幸福村居建设中注重公共财政城乡全覆盖，为解决乡村建设的一系列难题打开了局面。在我看来，多年来个别地区实践中对“壮大集体经济”这个提法存在误解，以为这就是要通过集体兴办产业让村委会有钱用，发展公共事业。这种认识导致有些地方不去落实土地承包政策，尽量把集体资源控制在村干部手上。市场经济表明，公共事业与民营经济各有各的发展规律，前者要规范稳定，适宜通过公共财政解决问题；后者要竞争搞活，适合资产民营。如果把二者捆绑起来，必然效果不佳。所以，必须有适度的政经分开，在公共领域实行公共财政城乡全覆盖，不能让农村的公共事务靠经营私人物品来解决问题。有人总说财政没有钱，管不了农村，我以为是不恰当的。这是个态度问题，不是能力问题。珠海市政府的财政实力在珠三角地区并不算最强大，但近年在农村公共领域的财政投入不少。在我看来，类似珠海市这样的做法，其意义十分重要。

    再次，珠海在推动实现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实事求是，具有创新精神。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是一项基础性改革举措，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长远意义。由于历史原因，眼下存在人均承包地分配不平等问题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，是将集体资产打包划股，平等地将股权量化、固化到农户，建立股份社，然后再针对股份社设计改革思路。珠海市走出了第一步，在坚持保障农民权益和以“确地”为主的前提下，尊重农民意愿，探索确权实现的多种形式，既可以确权确地、又可以确权确股、确权确利。在珠三角地区，这种针对农业用地的确权改革做法还不多见，在全国更是如此。在操作上，该市以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全部农用地面积和土地现状为基础，将各宗地图内土地面积确权到符合条件的全部组织成员（以户为单位），并注明确权份额，不计算确权面积，以每户所占份额的形式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。笔者以为，珠海市这种做法在全国具有普遍意义，但其他地方是否要学习珠海的做法，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；一些地方的农民如果完全接受第二轮土地承包现状，也可以在现状基础上确权登记颁证。

    大力发展合作社

    保障农民增收

    珠海在农村改革中迈出了关键步伐，在村居建设中取得了重要成就，但仍然有深化改革的空间。笔者在这里提出三点意见供决策者参考。

    一是通过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，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期保障问题。即使是以家庭农场为生产主体的农业发达国家，农民来自自己农场的收入也是较小的部分，大部分依赖农民合作社提供的农业全产业链的收入，其中包括农民在合作社的服务收入，也包括合作社的盈余返回。因为一些原因，中国农业产业链的非土地生产环节已经绝大部分被所谓“龙头企业”占据，而龙头企业与农户收入的直接关联度比较小。目前，珠海市的农民合作社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，但市场主体仍然是龙头企业。从长远看，这种情况应该改变，而且也有可能改变。

    二是尊重城乡人口布局自然演化规律，促进城乡社会和谐与环境美丽的景观形成。长远看，农村大量劳动力还要向城市转移，珠海市也不例外。对于脱离农业的居民，特别对年轻人来说，他们很难长期定居在类似千把人的村庄这样的小型居民点。无论村庄多么美丽，因投入与维护的效率问题，公共设施水平总归要比城市差一些，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是如此。所以，这些脱离农业的人口终究会走向几万人以上规模的城市。另者，对于深度进入农业领域的专业农户或农场主，他们其实需要分散居住，需要将生产设施与生活设施合并为一体，形成现代农庄。在现代农庄与小城市之间，才会有一些以初级农产品集散、旅游观光、行政中心等为特点的专业村庄。这种人口布局是个大趋势，具体形态很难靠政府计划安排。笔者注意到珠海市政府尊重现实，不像有的地方那样大拆大建，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，未来还需要因势利导，既达到魅力城乡建设目的，又形成具有可持续性的城乡和谐发展路线。

    三是在现有基础上，继续稳妥推进农村产权改革。股份社广泛建立起来后要不要继续深化改革？当然需要！从笔者对珠三角地区农村股份社的调研看，这种改革十分必要，而且也十分紧迫。珠三角地区基层的股份合作社没有大股东，股东持股按股份合作社成立时的人口比例确定。股份公司的经理人员所持的股份并不比其他股东更高。同时，在股份合作社机制中，合法的工资也通常达不到社会上股份公司管理层的工资水平。这种股权设置及经营机制，对经理人员难以产生激励，客观上容易诱导经理人员用非法手段占取股份合作社的利益。按目前股份合作社的基本制度，股东不能通过售卖股份实现“用脚投票”，难以对经理人员产生解聘压力。在一般的上市股份制企业，因为股东可以出售股票，会让外部投资者通过“恶意”收购股票而实现公司管理层的更迭。如果股份公司管理层业绩不好，股票价格下跌，一般股东会卖出股票，这就给管理层以很大的压力。显然，股份合作社经营中不存在这种机制，管理层有可能侵占股份合作社的利益。基于以上认识，笔者认为，进一步制定深化农村股份社的改革方案十分必要。

    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）